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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事关家庭幸福、社会安定与民族未来。市三中法院辖区两级法院深入践行习法治思想，坚持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统筹刑事、民事、行政综合司法保护，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用心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妥善化解监护、校园、权益纠纷。本次发布6个典型案例，旨在统一裁判尺度、强化以案释法，引导全社会压实保护责任，织密未成年人司法防护网，护航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

　　瞿某甲（2014年1月出生）系易某某与瞿某婚生子，易某某与瞿某于2017年8月协议离婚后，瞿某甲随母亲易某某生活。2018年8月，易某某与张某甲再婚，瞿某甲随母亲及继父共同生活，其母亲将其姓名变更为“张某乙”，此后在校学习、日常生活均稳定使用该姓名。因户籍姓名变更遇到障碍，未成年人瞿某甲（时年已满十一周岁）以其本人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将其户籍姓名变更为其已长期使用的“张某乙”。

　　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并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上诉人瞿某甲虽为未成年人，但已满十一周岁，虽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具备相应的认知和判断能力，相应也能理解姓名的语言含义及其社会意义，其真实合理合法的意思表示理应得到尊重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据此，上诉人瞿某甲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姓名权益，有权依法决定、适用、变更自己的姓名。本案中，瞿某甲自2018年起长期使用“张某乙”之姓名学习、生活，该姓名已为其亲友、师长、同学所普遍知晓和接受，构成其人格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使用该姓名，有助于维护其生活、学习环境的稳定性及身心健康发展。上诉人瞿某甲在一审中已明确表示其自愿继续使用“张某乙”之名，且该姓名已使用多年，形成了稳定的社会认同和人格标识，何况上诉人瞿某甲变更姓名也不影响其与被上诉人瞿某之间生父子法律关系的存续。如果不支持上诉人瞿某甲的变更姓名请求，不仅违背其真实意愿，亦可能对其心理认同和成长的人际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支持其更名请求，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遂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瞿某配合瞿某甲将其户籍姓名变更为“张某乙”。

　　本案是未成年人姓名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姓名不仅是个体身份的象征，也承载着人格尊严和情感认同。在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纠纷中，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主要价值尺度，充分尊重并保障年满八周岁未成年人对自身姓名变更事项所表达的、与其年龄智力相符的真实意愿，充分考虑到其当前选择的姓名的继续使用有利于维护其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人格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及其完全认同与继父之间法律和事实上彼此充满爱的被抚养关系等正当的合情合理合法理由，因此其自主选择随继父姓氏的姓名权益诉求应予支持。

　　王某与吴某某登记结婚后于2025年2月20日生育一子，婚生子出生后主要由母亲王某照料生活起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亲吴某某申领了育儿补贴3600元并实际用于孩子生活支出，后双方因家庭琐事及性格不合产生矛盾，王某认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王某与吴某某离婚；2.判令婚生子吴某甲的抚养权归属王某，吴某某按月定期支付相应的抚养费；3.判令从2026年2月20日以后的育儿补贴共计7200元归王某所有，并由王某向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申领。吴某某同意与王某离婚，但其认为婚生子直接抚养权应归属吴某某，王某可以不支付抚养费，育儿补贴亦归吴某某所有并申领。

　　生效裁判认为，王某与吴某某确已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子未满两岁，长期与王某共同生活，已形成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及生活习惯，应由王某直接抚养，由吴某某按月定期支付相应的抚养费。育儿补贴以货币形式发放，故应遵循货币“占有即所有”的特殊动产变动规则。在育儿补贴拨付申领人前，婴幼儿是授益性行政行为的直接受益对象，该补贴对应的公法给付请求权属于债权性财产权，专属于婴幼儿；育儿补贴资金发放后，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考量，资金所有权应归属于婴幼儿个人；故育儿补贴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父母离婚时无权请求分割。离婚后，婴幼儿随直接抚养人共同生活，由婴幼儿的直接抚养人申领育儿补贴，更符合家庭实际抚养状况，更利于保障资金用于婴幼儿成长。法院遂判决准予王某与吴某某离婚；婚生子的抚养权归属王某，吴某某按月支付抚养费；由婚生子的直接抚养人王某依法申领育儿补贴。

　　本案系依法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典型案例。国家育儿补贴作为婴幼儿的专属保障资金，其权属界定、处置规则尚无明确指引，属于法律空白，且实践中易被混同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存在侵害婴幼儿财产权益的风险。本案区分两个阶段厘清权属边界：补贴发放前，婴幼儿作为授益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享有公法给付请求权，由监护人代为行使；发放后，资金所有权归婴幼儿个人，父母离婚时无权分割，从源头上防范不当处置。同时结合抚养便利原则，明确离婚后由直接抚养人申领，确保补贴用于婴幼儿成长。本案有效破解了离婚纠纷中育儿补贴归属的新型争议，对同类家事案件具有重要示范价值，利于推动国家生育支持政策依法有效落地实施。

　　高某某（女，时年11周岁，小学六年级学生）事发前性格开朗，成绩优异。2023年9月，高某某等人一起去办公室请教朱某语文问题。朱某在办公室未讲题，而是抓住高某某欲让其坐在腿上，被高某某挣脱，朱某转为对另外两人进行猥亵，高某某目睹整个猥亵过程。事件发生后，高某某患中度焦虑、重度抑郁，经常产生无助感或者绝望感，经常哭泣或者整日愁眉苦脸，说话减少，活动量也明显减少，兴趣缺乏；甚至出现多次用刀划手腕、手臂等自残方式缓解焦虑。因高某某治疗精神疾病花费数万元，遂要求朱某赔偿相应的损失。区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高某某起诉。

　　生效裁判认为，朱某本应依法承担保护高某某等学生不遭受猥亵、欺凌的责任和担当，但却毫无职业操守、胆大妄为、肆无忌怛地对高某某等学生实施猥亵侵害行为，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对高某某实施了侵害行为，妨害了高某某的意志自由和身体自由。高某某遭受朱某侵害后心生恐惧，日渐成疾，被医院诊断为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高某某为治疗疾病，产生治疗费、交通费等损失。据此，遂认定朱某的侵害行为与高某某的心理创伤、治疗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判决朱某赔偿高某某治疗费、交通费损失5万余元。判决作出后，高某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生效判决作出后，一审法院承办团队积极联系当地团委、妇联等部门开展综合帮扶，人民法院向高某某父母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提供综合修复方案与事后跟踪回访，发挥家庭教育指导对未成年人思想引导、品德培育、行为规范等作用，助力孩子走出创伤；当地团委为高某某制定长期心理康复计划，确保其获得持续有效的心理疏导；当地妇联将高某某等人纳入重点关注对象，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服务。

　　本案是人民法院在依法认定侵权行为与未成年人心理创伤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积极延伸审判职能，联合开展判后帮扶的典型案例。

　　校园绝非法外之地，猥亵行为必将受到严惩。本案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精准认定侵权人的猥亵行为虽未直接侵害未成年人身体，但其当众对其他学生实施猥亵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高某某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并与后续心理创伤形成直接因果关系。裁判结果充分彰显了法律对任何形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同时，人民法院坚持“多元联动+全流程呵护”理念，根据受害未成年人的行为表现与心理状态、父母的婚姻状况与家庭氛围、教育方式、经济状况和学习居住环境等必要事项，构建起“司法判决+多元帮扶”的立体化保护网络，及时有效帮助受害未成年人走出心理阴影、重拾生活信心，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以法治力量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清朗、健康温暖的成长环境。

　　2025年3月，丰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丰都市监局）收到关于在丰都县某中学发现17袋已超过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的问题线索。该过期预包装食品的供货商系某农业开发公司。丰都市监局收到线索后依法立案调查，认定某农业开发公司存在销售过期食品的违法行为。经查，该公司曾因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生虫食品等，于一年内被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过行政处罚，该公司在一年内再次发生违法问题，应从重处罚；在此次违法行为中，该公司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行为、违法所得较少、无主观故意、未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可从轻减轻处罚。丰都市监局综合认定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责令某农业开发公司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34元；2.罚款 25000元。某农业开发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生效裁判认为，丰都市监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被诉处罚决定对某农业开发公司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行为定性准确，且在量罚过程中，已综合考虑了从重及从轻、减轻情节，裁量幅度适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当。某农业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某农业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是一起守护校园食品安全的典型行政处罚案件。校园食品安全直接关系未成年人身体健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市场监管部门对向学校供应过期食品的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体现了司法对未成年人“舌尖上的安全”的有力保护。本案中，某农业开发公司向中学供应过期食品，虽未造成实际损害，但已置未成年人健康于风险之中。执法机关综合考虑了该公司一年内屡次违法的从重情节，以及配合调查、违法所得少等从轻情节，作出“没收34元+罚款25000元”的处罚，体现了“当严则严、当宽则宽”的精细化执法理念。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处理，传递了“校园食品安全不容侵犯”的鲜明信号，提醒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成年人健康是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和违法行为都将付出应有代价。

　　马某甲因多次吸毒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两年，妻子杨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马某甲离婚，后经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双方在2025年9月9日达成调解协议：杨某与马某甲自愿离婚，婚生子马某乙由杨某扶养，马某甲自2025年10月起每月25日前支付抚养费2000元。杨某与马某甲离婚的当月，马某乙因意外坠落受伤，花去大额医疗费用，另杨某因长期照顾患有精神疾病且瘫痪在床的母亲黄某某，无法外出工作，全家无收入来源，生活面临现实紧迫的困难，故杨某在既未达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支付期限，亦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申请了司法救助。

　　人民法院受理杨某申请后，全面核查案件事实与申请人家庭实际状况，充分考虑案件特殊情形，认为案涉抚养费虽未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但马某甲处于强制戒毒期间，客观上无任何履行能力，暂无执行兑现的可能，杨某独自照料瘫痪母亲与受伤儿童，无稳定经济支撑，生活面临现实紧迫的困难，属于权利受损而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情形。人民法院秉持司法为民理念，突破常规执行前置程序限制，结合马某甲强制戒毒期限，合理认定杨某申请司法救助之日至马某甲强制戒毒期满止的期间为抚养费追索期，据此合理计算司法救助金额，最终依法决定为杨某发放15000元救助金，及时缓解其家庭生活燃眉之急，切实保障妇女及未成年人基本生存权益。

　　本案是人民法院主动担当，高效救助生活困难妇女儿童的生动实践，在妇女儿童遭遇多重生活困境、抚养费求偿无门的紧急情况下，法院不拘泥于执行程序前置要求，以实际困境为向导、以群众需求为核心，灵活适用司法救助政策，主动为困难群众打通维权救助通道。既彰显了司法温度，精准解决妇女儿童急难愁盼问题，又充分践行了对妇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特殊、优先保护原则，为同类困难家庭权益保障提供了司法示范，让司法救助真正成为守护的坚实屏障。

　　2022年12月15日，曹某与谈某登记结婚，后于2024年7月生育一女曹某甲。2026年1月，曹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婚生女由其抚养，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诉讼中，谈某同意离婚，主张婚生女由自己抚养，并要求曹某返还其持有的曹某甲压岁钱。审理过程中，法院查明本次需要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包括曹某代为持有保管的曹某甲压岁钱10400元。

　　生效裁判认为，离婚案件涉及财产分割问题的，应当对是否包含未成年人财产一并审查，未成年人个人财产原则上由直接抚养人保管。压岁钱是长辈基于亲情对晚辈的无偿性财产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条之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曹某、谈某系代为保管压岁钱，该款项所有权归属指向明显，属于未成年人而非夫妻双方。因此，在判决准予离婚并分割财产时，应先行扣除属于未成年人的财产。本案中，因曹某与谈某均同意离婚，考虑到曹某甲未满两周岁且一直随母亲谈某共同生活，遂判决准予离婚，曹某甲由谈某直接抚养，曹某甲压岁钱10400元由谈某保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本案是人民法院精准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保障未成年人财产性权利的典型案例。根据社会习俗，长辈基于亲情赠予未成年人的压岁钱，属于未成年人个人财产，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代为保管，但在离婚案件需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往往容易忽略未成年人单独所有的财产。本案中，人民法院严格落实《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在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时，主动审查并精准剥离专属于未成年人财产，将其排除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范围之外，明确“先扣除、后分割”的裁判规则，廓清了“子女财产不因父母离婚而被处分”的司法边界，对于引导监护人尊重未成年人财产权利、规范家庭财产的处分行为具有鲜明的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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